最古老的《新约》抄本碎片是第52页，其日期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125年。然而，文本能被辨认出来的最早的抄本，其日期大概是在公元200年（例如第46页、第66页）。这些抄本是来自埃及的，并且是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的证据。可是，这些抄本的年代古老却并不意味着它们可靠，因为亚历山大的一位著名的教会父辈作证说那些抄本在三世纪的时候就腐化了。三世纪初期的亚历山大教会父辈奥利金（Origen）说：

“……[各福音书]抄本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这要么是抄录员们的疏忽造成的，要么是其他人大胆放肆的态度造成的。他们要么忘了核对自己抄录的内容，要么就是在核对的过程中，他们凭着自己高兴加长或缩短了文本内容。”

（布鲁斯·莫志杰（Bruce Metzger），《新约文本的传递、腐化、修复》（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第3版（1991年），151-152页）。

奥利金（Origen）说的当然是他所在的地方，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抄本。据亚历山大教父自己所承认的，亚历山大的抄本于公元200年就已经腐化了。二世纪的爱任纽（Irenaeus）虽然不在亚历山大城，但也同样承认了《新约》抄本的损毁状况。丹尼尔·B·华莱士（Daniel B. Wallace）说，“启示录被复制的次数比《新约》的任何其他书卷都少，但爱任纽（Irenaeus）承认就在启示录写成的短短几十年中，它就已经腐化了。”换句话说，盲目地偏爱“最古老”的抄本并不能保证得到正确的文本内容。既然抄本的文物属性是其自身价值的一部分，那么该抄本的年代就一定是早于公元200年，而在那个时候抄本就已经腐化了。这还不是每一本现存的亚历山大抄本的情况。

2.　埃及、埃及、埃及

现存的“最古老的”抄本（也就是那些5世纪以前的抄本），被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 NA/UBS ）希腊文新约标准本的学者们当作值得信赖的抄本而依赖，这些抄本全都是来自埃及的，而埃及正是奥利金（Origen）注意到抄本腐化的地方：

●　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埃及，西奈山）

●　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埃及，亚历山大）

●　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埃及，亚历山大）

●　安色尔抄本（Uncial） 0220（埃及，开罗）

●　安色尔抄本（Uncial） 0162（埃及，奥克西林库斯）

●　安色尔抄本（Uncial） 0206 （埃及，奥克西林库斯）

●　阿默斯特莎草纸抄本（Amherst Papyri）（埃及）

●　伯默莎草纸抄本（Bodmer papyri）（埃及，帕布Pabau）

●　彻斯特比提莎草纸抄本（Chester Beatty papyri）（埃及，法扬或爱夫罗底托坡里）

●　密西根莎草纸抄本（Michigan papyri）（埃及）

●　奥克西林库斯莎草纸抄本（Oxyrhynchus papyri）（埃及，奥克西林库斯）

●　赖兰兹莎草纸抄本（Rylands papyri）（埃及）

●　混杂的莎草纸抄本

○　P2（埃及）、P4（埃及，普托斯）、P6 （埃及）、P7 （埃及）、P8（埃及）、P12 （埃及）、P14（埃及，西奈山） P25（埃及）、P33=58（埃及）、P34（埃及）、 P35 （埃及）、 P36 （埃及）、P40 （埃及）、 P41 （埃及）、 P43（埃及）、 P44 （埃及）、P48 （埃及）、P49（埃及）、 P50 （埃及）、P52（埃及）、 P53（埃及）、 P54（埃及）、 P55 （埃及）、 P56（埃及）、P57 （埃及）、P59（埃及）、P60（埃及）、P61（埃及）、P62（埃及）、P63（埃及）、P64=67（埃及，普托斯）、 P65（埃及）、P68（埃及）、 P76 （埃及）、P79 （埃及）、P80（埃及）、P81（埃及）、 P82 （埃及）、 P83（埃及）、P84（埃及）、P85（埃及）、 P86 （埃及）、P88（埃及）、 P89（埃及）、 P92 （埃及，法尤姆）

埃及只是基督教扎根的一个地区

早期众教会的分布从迦太基到安提阿，再到罗马，再到西班牙横跨了罗马帝国。事实上，埃及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使徒的亲笔手稿。因此，在恢复希腊文新约文本时，仅仅因为埃及文本证据的年代最古老就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抄本上是不对的。既然早期众教会由于受到迫害而被孤立了，那么假设在2-4世纪的埃及抄本中发现的文本内容就是2-4世纪的教会普遍认可的文本内容，这是有问题的。早期的教会甚至不能在正典书卷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又凭什么依据来推测他们有内容一致的文本呢？

以下是埃及以外的众教会早期所使用的文本，与埃及抄本的类型并不一致的证据：

●　安色尔抄本0212（Uncial）是所发现的最早的非埃及圣经抄本。它是在古罗马帝国的遗址中发现的3世纪的四福音书合参抄本（四福音书的合本）（D. Plooij，《希腊的塔提安四福音书合参碎片》（A Fragment of Tatian's Diatessaron in Greek），《评注时代》（The Expository Times），46卷，第10号，471页1935年）。根据奥伦德的分类，安色尔抄本并不属于亚历山大文本类型。（库尔特（Kurt）和巴巴拉·奥伦德（Barbara Aland），Der Text des Neuen Testaments，（1981年）159-162页）

“西方文本类型”的一些代表性文本显然是一路来到了埃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与“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相比，“西方文本类型”与“拜占庭文本类型”在更长的变体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后期的抄本以及一些西方教会父辈，如爱任纽（Irenaeus）、特土良（Tertullian）、西彼连（Cyprian）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文本类型”是西方罗马帝国的文本。下列在埃及找到的早期抄本，代表了西方文本类型（库尔特（Kurt）和巴巴拉·奥伦德（Barbara Aland），Der Text des Neuen Testaments，（1981年）159-162页）：

●　P48（3世纪）

●　P69（3世纪）

●　P38（4世纪）

●　0171（4世纪）

早在3世纪，埃及外的众教会使用的是“非亚历山大文本”的这一事实应该能提醒我们，现存的最早的“亚历山大文本”不等同于“最早的《新约》文本”，尤其是奥利金已经证实亚历山大抄本在3世纪时就腐化了。

根据亚历山大抄本的证据，我们能做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教会使用的文本是亚历山大的文本类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他地方的众教会使用了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的文本。一本来自埃及以外，早于公元5世纪的抄本0212证明了这些教会没有使用亚历山大文本的事实。如果批评者们希望确立5世纪后“拜占庭类型”的文本取代了“亚历山大”类型的文本，那么这些批评者们也必须去证明在5世纪以前 “亚历山大类型”文本在“拜占庭类型”文本的地区被当作标准文本来使用。而这不可能被证实。

3.　气候条件与文本保存

早期基督教中心地区与干旱地区的对比

早期的基督教中心地区

全球干旱地区（日本环境部）

有些地方没有良好的气候条件保存抄本，而对抄本年代的过分关注则导致人们随心所欲地歧视这些地方的文本内容。制作拜占庭抄本的地区不像埃及那样适合保存抄本，这是拜占庭抄本的劣势。看看上面的两幅地图就会发现，在所有早期的基督教中心地区中，只有埃及的气候是极端干旱的（深棕色区域）。因其独有的极端干旱气候，埃及的气候条件最有利于保存抄本。在埃及之外，从5世纪以前存留至今的目前只找到一本抄本（安色尔抄本0212）（*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大约自1475年以来就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中，但其最初还是来自于埃及）。因此，以“现存的最古老的抄本”作为校订版希腊文新约文本的基础，只不过是以某个教会的抄本作为考据文本的基础，而这些抄本恰好就在一个气候条件最适合文本保存的地方。然而，作为纯正的希腊文新约文本而被接受与在存放在气候条件最适合保存抄本的地方，这两者之间并没有逻辑或属灵的关联。因此，盲目地偏爱现存的最古老的抄本，并用其组成新约文本，是一种不合逻辑的做法，这并不能保证编译出纯正的文本。

4.　逼迫与圣经焚烧

在早期的教会逼迫中，大量的早期抄本都被毁了。在尼西亚（Nicea）时期之前就已经有十段主要的基督教逼迫时期：

1.　尼禄（Nero）的迫害（64-68年）。

2.　多米提安（Domitian）的迫害（90-96年）。

3.　图拉真（Trajan）的迫害（112-117年）。

4.　马卡斯·奥里欧斯（Marcus Aurelius）的迫害（161-180年）。

5.　塞提米亚塞维拉斯（Septimus Severus）的迫害（202-210年）。

6.　德西乌斯（Decius）的迫害（250-251年）。

7.　瓦勒良（Valerian）的迫害（257-59年）。

8.　色雷斯人马克西米奴（Maximinus the Thracian）的迫害（235-38年）。

9.　奥勒良（Aurelian）的迫害（270-275年）。

10.　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伽勒利（Galerius）的迫害（303-324年）。

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统治下的基督徒迫害

在这些迫害中，最为残酷的就是4世纪早期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迫害。同时期的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记录到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迫害期间，大量“经文”都被焚烧了。他在《教会历史》（Church History）（VIII:2）中写到：

“当我们亲眼看到祷告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在市集的中央，神的圣经文遭到焚烧，教会的牧者们卑贱地东躲西藏，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卑劣地捕获，被他们的敌人嘲笑。另外，按照另一位先知的话说，‘鄙视被倾倒在统治者们的身上，他使他们在人迹罕至、无路可走的地方游荡。’

那是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的第十九年的底斯川斯（Dystrus）月，罗马人称之为三月，当救主受难的节期就快到时，到处都公布了王室的法令，命令将教堂夷为平地并烧毁经文，命令那些有尊荣地位的要被贬低，至于家里的仆人，如果他们坚持宣称基督信仰，那就剥夺他们的自由。”

许多承受不了逼迫的基督徒把他们的经文交给当局公开焚烧了。甚至有个专门的词用来形容这些上交了经文的基督徒，那就是“Traditors（以经换命的人）”。戴克里先（Diocletian）摧毁了贮藏在教堂中的基督教经文。这些4世纪以前的抄本无疑是“最好且最被认可”的抄本，因为它们是被保存在敬拜和学习的房子里的抄本。由于那么多被认可的抄本都被蓄意摧毁了，作为现存证据的文本基本无法反应早期教会认可的最佳文本。

二.　抄本的年代与其抄写错误的数量之间没有科学的关联

1.　一个世代的文本的传递可能会跨越好几个世纪

在抄本的年代与其抄写错误的数量之间并没有科学证实的关联。一个典型的理论是，在抄写抄本的时候，就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出错。因此，抄本传递的世代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的编辑们更喜欢比较古老的抄本，是因为他们推测较古老的抄本与原文之间进行抄写复制所跨越的世代更少，因此这些抄本的抄写错误就更少。这样的假设一开始似乎是说得通的，可是确凿的证据立刻就将其推翻了。即便通过常识也能揭露这种想法的错误之处。

文本内容最早的拜占庭证据大概比相同文本内容最早的亚历山大证据晚了100-300年：

●　亚历山大抄本福音书（Codex Alexandrinus Gospels）（5世纪）

●　比塔努斯抄本（Codex Guelferbytanus）B（5世纪）

●　安色尔抄本（Uncial）061（5世纪）

●　帕测巴力拿紫色金线抄本（Codex Petropolitanus Purpureus）（6世纪）

●　锡诺普抄本（Codex Sinopensis）（6世纪）

●　比塔努斯抄本（Codex Guelferbytanus）A（6世纪）

●　尼特拉抄本（Codex Nitriensis）（6世纪）

●　罗萨诺福音书（Purpureus Rossanensis）（6世纪）

●　培拉特抄本（Codex Beratinus）（6世纪）

●　安色尔抄本（Uncial）064（6世纪）

●　安色尔抄本（Uncial）065（6世纪）

●　安色尔抄本（Uncial）0246（6世纪）

●　安色尔抄本（Uncial）0253（6世纪）

由于拜占庭抄本的日期较晚（晚了100-300年），自由派文本鉴定者们就认为在世代传递的过程中，拜占庭抄本与原文的差距比亚历山大抄本与原文的差距大。但是对于抄本传递而言，100-300年的时间差异是无足轻重的。以下是在100-300年，或更长时间内有多个世代没有复制抄本的一些实例：

●　伊拉斯谟（Erasmus）16世纪编译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时，采用的是12世纪的抄本。因此，在400年的时间里只进行了一次传递。

●　伯撒（Beza）在16世纪编辑伯撒版的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时，参考了5世纪的伯撒抄本（Codex Bezae）和青山抄本（Codex Claromontanus）。因此，在1100年的时间里只进行了一次传递。

●　韦斯科特（Westcott）和霍尔特（Hort）在19世纪编译他们的校订版希腊文文本时，采用的是4世纪的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和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因此，在1500年的时间里只进行了一次传递。

如果一代传递可以长达400-1500年，那么假设6世纪的拜占庭抄本与原文本的差距比3世纪的亚历山大抄本大得多，就是毫无根据的。6世纪的抄录员们和我们现在一样倾向于使用有400多年历史的抄本。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100-300年时间的差异是无足轻重的。由于使徒们的原作都被交到了拜占庭区域中，因此在它们最终腐坏之前，这些区域里的抄录员可能已经抄了使徒们的原始手稿很多年了。

另一方面，即便是最早的亚历山大抄本也可能与原作之间有十代的差距。我们无从知晓。抄本上并没有标签标明在它之前抄本被复制过几代。由于一代抄本传递可以短至1年，或长至1500年，那么年代较近的抄本与原文的差距比较为古老的抄本大的说法就是不科学的，尤其是这种年代差距小到只有100-300年。此外，熟练的抄录员即便抄写传了十代的抄本，他们所犯的抄写错误也会比不熟练的抄录员在抄写只传了一代的抄本时所犯的错少，因此不可能从年数中计算出可能产生的错误的数量。在有那么多变数起作用的情况下，拜占庭抄本晚了几百年的事实是什么关系的。

2.　已经证实的“最古老的”抄本中抄录员的粗心案例

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是最古老的抄本之一。然而，我们却在其中看到了很多由于粗心而导致遗漏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文本校勘员都承认以下这些遗漏的地方是错误。在这里把它们列举出来，以此说明为什么“更古老”不意味着“更可靠”。

林前13:1-2在林前13:1-2中，总共漏掉了32个希腊词语。

西奈抄本中的林前13:1-2

文本内容应该是，"εαν ταις γλωσσαις των ανθρωπων λαλω και των αγγελων αγαπην δε μη εχω γεγονα χαλκος ηχων η κυμβαλον αλαλαζον και εαν εχω προφητειαν και ειδω τα μυστηρια παντα και πασαν την γνωσιν και εαν εχω πασαν την πιστιν ωστε ορη μεθιστανειν αγαπην δε μη εχω ουδεν ειμι "但是西奈抄本的抄录员却漏掉了有下划线的单词。抄录员抄完第一个“αγαπην δε μη εχω”后，他的眼睛就跳到了第二个“"αγαπην δε μη εχω”的位置，然后从这里继续抄写。后来的抄录员在上边距中插入了被漏掉的单词。

路10:32

路10:32被漏掉了。

西奈抄本中的路10:32

在这里，由于抄录员从第31节末尾的“αντιπαρηλθεν”跳到了第32节末尾的“αντιπαρηλθεν”，他漏抄了第32节经文：

"κατα συγκυριαν δε ιερευς τις κατεβαινεν εν τη οδω εκεινη και ιδων αυτον αντιπαρηλθεν ομοιως δε και λευιτης γενομενος κατα τον τοπον ελθων και ιδων αντιπαρηλθεν σαμαρειτης δε τις οδευων ηλθεν κατ αυτον και ιδων αυτον εσπλαγχνισθη"（路10:31-33）

路17:35

路17:35被漏掉了。

西奈抄本中的路17:35

下面的内容中有下划线的单词被漏掉了，因为“αφεθησεται”出现了两次：

"λεγω υμιν ταυτη τη νυκτι εσονται δυο επι κλινης μιας ο εις παραληφθησεται και ο ετερος αφεθησεταιεσονται δυο αληθουσαι επι το αυτο η μια παραληφθησεται η δε ετερα αφεθησεται"（路17:34-35）

约6:55

在约6:55中，重要的单词被漏掉了。

西奈抄本中的约6:55

这段内容本该是，"η γαρ σαρξ μου αληθως εστιν βρωσις και το αιμα μου αληθως εστιν ποσις（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 但西奈抄本（Sinaiticus）中却是， "η γαρ ϲαρξ μου αληθωϲ εϲ τι ποσις"（我的肉是真正的饮料）。"抄录员跳过了第一个“αληθως”和第二个“αληθως”之间的所有内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荒谬的内容。

约16:55

被漏掉了。

西奈抄本中的 16:15

由于出现了相同的词语，抄录员跳过了下面文段中有下划线的单词：

"εκεινος εμε δοξασει οτι εκ του εμου ληψεται και αναγγελει υμιν παντα οσα εχει ο πατηρ εμα εστιν δια τουτο ειπον οτι εκ του εμου ληψεται και αναγγελει υμιν μικρον και ου θεωρειτε με και παλιν μικρον και οψεσθε με οτι εγω υπαγω προς τον πατερα"（约16:14-16）

三.　现代考据文本的反讽

1.　现代考据文本证明，“新”也会包含“旧”

后期抄本也可以像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一样包含早期的文本内容。抄本的日期并不能代表用来照着抄写的那个副本的日期。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是“晚期文本”，是19及20世纪的产物。虽然文本内容是早期的（与安色尔抄本（uncials）和莎草纸抄本（papyri）的内容一致），但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其本身就是晚期文本。因此，认可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的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包含早期文本内容的人，就要承认晚期也会包含早期内容。由此，思想开放的人就必须承认其他的晚期文本（例如，拜占庭抄本）也有可能包含早期文本的内容。

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的编辑们错在假定他们是历史上唯一尝试辨识早期文本内容并取得成功的人。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的编辑们似乎没有想到，宗教改革的学者们（在15世纪）有机会整理校对现今已经不存在的古代抄本，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拜占庭的学者们（从4世纪到15世纪）有机会整理校对甚至对宗教改革的学者们来说都已不复存在的古代抄本。然而，圣经中的假设是，真正的教会一直存在于整个历史之中（太16:18），而每一个教会时代中虔诚、称职的学者都对过去的抄本（如今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进行了整理校对，以便为他们的那个时代保存神纯全的话语。因此，相信基督的话以及他有保存自己话语的能力的基督徒们，理应得到上个时代真正的教会认可保存的文本。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无疑被认为是宗教改革时期拯救灵魂的真正的众教会所保存的文本。

2.　结束语

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的编辑们，如布鲁斯·莫志杰（Bruce Metzger），给予了抄本的年代极大的重视，而几乎把其他所有的事实证据都排除了，比如早期基督教会领袖引述的证据、早期的译本以及大多数其他抄本。如今，通过对布鲁斯·莫志杰的入门书籍《新约文本的传递、腐化、修复》的分享，整整一代基督徒领袖们也同样学到了只对抄本的年代给予关注。然而，从现存的最古老的抄本中能够找到纯正的希腊文新约文本，这样的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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