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认文本不是只以少数几个抄本为蓝本的吗？

英皇钦定本（KJV）所依据的希腊文公认文本（The Greek Textus Receptus）是由德西德利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首次编辑并于1516年出版的。在编辑过程中，伊拉斯谟（Erasmus）有6个抄本可用。鉴定家们很快就抓住了公认文本的这点“破绽”来嘲笑英皇钦定本（KJV）。但是，他们的这些非难是不公平的。

神在《圣经》中只用了几个抄本来保存他的话

基于初版公认文本仅仅是从几个抄本而来的这一点而对其进行嘲笑，这其中有个神学问题。我们的文本校勘理论应该以《圣经》中所说的经文传递为基础，而不是以自由神学家们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神只能用少数几个抄本来保存他的话，这在《圣经》中是非常清晰的。

《圣经》中描述了大祭司希勒家在约西亚统治期间，在主的家中发现“律法书”（王下22:8）或“约书”（王下23:2）的时间。这律法书，不论是只有摩西的五卷书，还是集合了到那个时候为止的所有圣经书卷，都在约西亚统治期间被重新发现了，因为在玛拿西与亚们统治下的邪恶世代显然已经把律法书从这地上根除了。圣经书卷被根除的范围之广，以至于大祭司在圣殿中发现这些书卷之前都没能得到它们。

希勒家发现的这书成为了现今存在的所有希伯来文抄本的祖传副本。人们会猜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勒家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其他的抄本，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因为《圣经》里并没有这么说。《圣经》清楚地描述了在圣殿里发现的这仅有的一本副本是约西亚时代的伟大属灵复兴的独一催化剂，也是重新发现的神给后续世代的话。希勒家的直系后代以斯拉（拉7:1），使《旧约》正典化，并将其传给了后代。以斯拉的《旧约》无疑是以在圣殿中发现的希勒家的副本为蓝本的。这个副本的内容最终分为了现今尚存的各种《旧约》分册，如马所拉译本、死海古卷、撒玛利亚圣经、七十士译本。除了约西亚统治时期在圣殿中发现的那一本以外，不论希勒家或以斯拉有没有发现其他抄本，《圣经》都清楚地表明只要神是为了属灵复兴时期而提供这些抄本的，那么抄本的数量就并不重要了。约西亚王看到了神保存这仅有的一本副本的作为，并且从未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他把这仅有的一本副本上的话读给人们听（王下23:2）。

希勒家与公认文本的创作者德西德利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有很强烈的相似性。两人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和社会等级。当他们的同龄人背弃信仰时，两人都是正直的。两人都使神的话在一段属灵的黑暗时期后得以发布。两人都促发了伟大的属灵觉醒。公认文本促发了宗教改革，而希勒家的发现促发了约西亚时期的复兴。现代的文本校勘员们需要学习关于经文的传递《圣经》是怎么说的。如果神想为了一个时代的属灵觉醒而发布他的话，那么就算只用一个抄本，他也能做成这事。

公认文本不仅仅只是伊拉斯谟（Erasmus）的六本抄本不管怎样，在编写1516年版的公认文本的过程中，伊拉斯谟（Erasmus）只有少数抄本的事实与英皇钦定本用作依据的文本的可靠性无关。首先，在出版公认文本之前，伊拉斯谟（Erasmus）就在他的一生中研究了各种《新约》的内容，任何学者对这一事实都没有争议。其实，对希腊文新约各种内容的研究并不是从伊拉斯谟（Erasmus）开始的，而是始于一些学者，如托马斯·林纳克（Thomas Linacre）（1460-1524）和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7-1519），甚至可以追溯到耶柔米（Jerome）（347-420）。虽然伊拉斯谟（Erasmus）只在少数希腊文抄本面前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撰写他自己的第一版文本，但他对希腊文新约及其不同变体的知识，并不仅仅是从翻看这几本抄本的两年时间里得来的。其次，英皇钦定本（KJV）是于1611年完成的，几乎比伊拉斯谟（Erasmus） 在1516年撰写完他的第一版公认文本晚了一个世纪。英皇钦定本的译者们更有可能用的是1598年伯撒（Beza）版的公认文本。到英皇钦定本）的时代，至少有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学术成就被加到了公认文本中。伊拉斯谟（Erasmus）分别在1519年、1522年及1527年更新了他的公认文本。伯撒（Beza）在1565年至1604年间，对公认文本进行了九次编辑。

鉴定家们很快指出，伊拉斯谟（Erasmus）又重新翻译了他的1516版文本中《启示录》的最后六节经文。尽管有这样的指责，但我们可以看到伊拉斯谟（Erasmus）的文本中包括了存在于希腊文中，但其他任何版本的圣经中都没有的《启示录》22:20中的内容（例如“αμην ναι ερχου（阿们。既然如此，来吧）”而不是“amen veni（阿们。来吧）”）。这就是伊拉斯谟（Erasmus）在编辑1516版文本时，没有受限于自己眼前的这几个抄本内容的一个证据。至少，伊拉斯谟（Erasmus）参考了一些注释，比如劳伦第·华拉（Laurentius Valla）的注解。分析表明，公认文本与其他现存的希腊文抄本之间仅有的不同翻译之处就是两个小词，即καὶ 和γὰρ。

至于所谓的伊拉斯谟（Erasmus）的第一版文本中“难以计数的上百处印刷错误”，这些错误都在后来版本的公认文本中，由伊拉斯谟（Erasmus）本人以及其他人进行了校正，并且从未影响到英皇钦定本。

英皇钦定本（KJV）的翻译者们知道可代替的经文英皇钦定本的翻译者们并没不是不了解各抄本的主体以及变体的。1611版的英皇钦定本在以下这些经文旁边都有注解，注明了可代替的经文：

太1:11，太 26:26，路 10:22，路17:36，约18:13，徒25:6，弗6:9，雅2:18，彼前 2:21彼后 2:2、11、 18，约二8。

这就显示出英皇钦定本的翻译者们并不是在只有公认文本的背景下进行翻译的。英皇钦定本的译者们也可以使用其他抄本，但他们用了公认文本。

公认文本与大多数抄本是一致的最后要说的是，所发现的过去四百年的大部分抄本与公认文本的一致性，要比与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的一致性高。一些学者，诸如维尔伯特·皮克林（Wilbur Pickering）、赞恩·C·霍奇斯（Zane C. Hodges）、莫里斯·A·罗宾逊（Maurice A. Robinson）把大部分这些抄本称为拜占庭多数文本，这些文本都遵从拜占庭传统，它们总体上都与公认文本一致。当然，并没有与公认文本完全吻合的现存的拜占庭抄本，同样可以说，没有与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完全吻合的现存的亚历山大抄本。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是被高度编辑过的，它综合了西奈抄本、梵蒂冈抄本，以及其他抄本的内容，而所有的这些抄本彼此之间都有数以千计的地方内容不一致（约翰·威廉·伯根（John William Burgon），《修订过的修订版》，11页）。至于整节经文有差异的地方，如下，梵蒂冈抄本中没有马太福音12:47、创世纪45章、部分希伯来书、使徒书信、启示录。西奈抄本中没有马太福音24:35、路加福音10:32、路加福音17:35、约翰福音9:38、约翰福音16:15、约翰福音21:25、哥林多前书13:2。而莎草纸文献不过就是各书卷的一些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