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难更短的文本内容不是更可取吗？

更难、更短的文本内容更有可能是原文的理论，是用来证明亚历山大文本类型的重要理论。而抄本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以及一些教会父辈们的证词都不支持这一理论。

现代文本批判主义的一条通用准则是lectio 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越难的内容越可靠）。举个例子，如果两个抄本的说法不一样，那么更“难”读懂的内容就比“更容易”读懂的内容可取。这里所作的假设是，抄录员们常常会把难读的文段弄顺畅，而不会把读起来顺畅的文段弄得难读。《新约》学者芬顿·约翰·安东尼·何德（ Fenton John Anthony Hort, Kurt Aland）、库尔特·奥伦德（Kurt Aland）以及布鲁斯·莫志杰（Bruce Metzger）都接受了这条准则。然而，现代的文本批评者们却是以一种前后不一且十分挑剔的方式应用这条准则的。这种前后不一的应用方式产生了一些问题，那就是这条准则到底是否合理。

前后不一且十分挑剔的应用这条准则的一个例子，就是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中的马可福音1：2。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中的内容是，“正如众先知记着说……”后面的引述内容既有以赛亚说的话，也有马拉基说的话。而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中的内容则是，“正如先知以赛亚记着说……”这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因为引述的部分内容并不是以赛亚说的。因此“众先知”读起来更顺畅，而“先知以赛亚”就难读一些。虽然难读，但在一些古埃及证据中发现的内容也是“先知以赛亚”，如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因此，学者们通常会通过援引更难读的内容更可取的准则，来为这些古代证据中的内容提供证明。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推理是，作者只提到了以赛亚，是因为在两位先知中以赛亚是更伟大的那一个。他们进一步推理说后来的抄录员注意到两位先知的话都被引述了，而他们通过用“众先知”代替“先知以赛亚”来使文段更顺畅。如果马可福音1:2是故事的结尾，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

然而，同样证明了马可福音1:2中的内容是“先知以赛亚”而不是“众先知”的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其马太福音13:35的内容是，“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显出来。”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里有个明显的错误，因为经文中所引述的文段是来自诗篇78:2的，而不是以赛亚的话。在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中马太福音13:35的内容是“先知”，并没有给出名字，在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中也是一样。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中的马太福音13:35不仅仅是难读，它完全是错误的。因此，在编译马太福音13:35的时候，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和现代译本都摒弃了越难读的内容越可取的准则，承认“以赛亚”是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的抄录员加进去的。这就是文本批评者们前后不一的地方，只有这条准则能帮助他们解释自己更偏爱的文本内容中困难的地方时，他们才会援引这条准则。

尼斯勒和奥伦德/联合圣经公会（NA/UBS）希腊文新约标准本的编辑们，采用这条准则来为他们偏爱的埃及证据中马可福音1:2的内容进行辩护，但是，当运用这条准则会导致像马太福音13:35这样的错误时，他们又虚伪地抛弃了这条准则。这些自由主义的鉴定家们试图通过将它称为通用规则来挽救他们这条准则的有效性。然而，既然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的抄录员有制造困难的倾向（如在马太福音13:35中那样）， 那么文本校勘家就必须承认即便它是通用规则，可至少对于这个抄本来说它是不适用的。也许某些抄录员确实有使文段顺畅的倾向。但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的抄录员很明显不属于这种情况。尽管有非常清楚的证据证明，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的抄录员有将“以赛亚”添加到先知引述中的倾向，但这条准则的支持者们还是否认该抄录员有可能对马可福音1:2也做了同样的事。将这条准则应用到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中的批评者们要么是虚伪的，要么就是没有对自己偏爱的文本证据进行充足的研究，以至于没有发现他们错的有多离谱。

至于文本内容更短和更长的问题，这是由霍博士（Dr. Hort）的理论引出来的，现代文本评者们认为更短的文本内容更有可能是原文。这对支持亚历山大文本的评者们来说倒是很实用，因为亚历山大的文本内容通常比其他文本内容短。霍博士（Dr. Hort）说到：

“在《新约》中，几乎所有被大量复制的散文作品，由于添加而造成的损坏要比由遗漏而造成的损坏多很多倍”（芬顿·约翰·安东尼·何德，希腊原文新约235页（ Fenton John Anthony Hort, Kurt Aland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这个理论仅仅是基于较短的亚历山大文本是中性文本的假设而做出的。这个确认了亚历山大文本至高无上地位的理论，是以循环推理为基础的。

然而，一些教会父辈们亲眼所见的证据却对这种假设提出了质疑。二世纪的高卢的监督爱任纽（Irenaeus）就早期教会的情况写了大量的文章。对于早期教会的主要异端之一马吉安（Marcion），他这样说到：

“因此，马吉安（Marcion）及其追随者也删减了圣经，他们对于一些书卷根本不予承认，并且依据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缩减了福音书，他们声称单单只有这些是真迹，因此经文本身就变短了。”（《抵挡异端》，III.xii.12；5-434页）

爱任纽（Irenaeus）说有一些由异教徒制作的抄本中含有“消减”和“缩短”的文本内容。鉴于早期正统监督的证词，假定更短的文本内容通常更贴近原文本内容，这是很愚蠢的。也许某些异教徒添加了一些内容。但其他异教徒则通过删减省略损坏了经文。

奥利金（Origen）在三世纪初期就已经注意到了抄本的严重损坏，抱怨凭借自己高兴就“加长或缩短”文段的抄录员们的“疏忽”和“大胆放肆”的态度。莫志杰博士（Dr. Metzger）写到：

“关于奥利金（Origen）有没有尝试过编辑《新约》有争议文本的问题，现代的学者们做出了十分不同的回答。现在的作者认为，他很可能并没有将自己的文本成就延展来预备一本正式版《新约》。同时，在他的所有文章，尤其是他的解经论著中，奥利金揭示了他对圣经文本评判细节的某种担忧。他抱怨到‘[各福音书]抄本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这要么是抄录员们的疏忽造成的，要么是其他人大胆放肆的态度造成的。他们要么忘了核对自己抄录的内容，要么就是在核对的过程中，他们凭着自己高兴加长或缩短了文本内容’。”

（布鲁斯·莫志杰（Bruce Metzger），《新约文本的传递、损坏及修复》第3版1991年，151-152页（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根据霍博士（Dr. Hort）本人的说法，他的假设是，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品”中抄录员都会在文本中添加内容，而不是从文本中删减内容。但是，请在理解《新约》传递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基础之上，来考虑对这个假设加以应用的破绽：

●　尽管其他散文作品，如希腊和罗马史书的抄录员没有处于被迫害的环境之中，但《新约》的抄录员们在圣经传递的前300年中是被迫害的。由于不受迫害的抄录员与受迫害的抄录员的工作条件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假设不受迫害的抄录员与受迫害的抄录员有相同的抄录习惯是不合理的。

●　尽管其他散文作品，如希腊和罗马史书，属于非宗教记录，但《新约》却是教义文本。假设抄录员们处理非宗教记录所用的方法和在处理教义文本时会用到的方法是一样的，这是不合理的。

霍博士（Dr. Hort）是基于对教会父辈们的证词的无知，以及对《新约》传递背景的肤浅理解而做出更短的文本内容更可取这一假设的。